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迷路与回归

李金明

在中共榜首次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中,有包惠僧的姓名。包惠僧还参与了南昌起义,后来变节,曾任国民党军中将。新我国建立后,落魄的他给从前的战友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迷路知返,并留下一些宝贵的回想史料。

 

前期的记者生计

积累了改造社会的开端主意

 

1894年,包惠僧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一般的农人家庭,乳名包道亭。青少年时期的他为人处事热心直爽,为朋友能够两肋插刀,与旁人话不投机动辄吵架打斗。由于看不惯当地土豪劣绅的恶行,包惠僧曾在家园黄冈县包家畈大闹乡里。

1917年,他从湖北省榜首师范校园结业,在一所小学任教,干了几个月后,因与校长不好,勃然不辞而别。不久后到另一所小学当教师,又因与校董不好被逼离任,日子日益陷于窘境。有一天,包惠僧偶遇做小报记者的同乡,这名同乡鼓舞他写新闻稿营生,就这样包惠僧四处找头绪采访。那时报馆大都是私家兴办,老板看包惠僧能跑能写,不怕喫苦,就给他发了特约外勤记者证。包惠僧宣布了一些稿件后,觉得长沙市道太小,能够写的新闻少,就跑去武汉开展。很快,包惠僧便在武汉身兼《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数家报馆的记者,有时发现新闻头绪,老板还派他去上海、广州、北京等地采访。当记者的阅历,使包惠僧认识到其时官场的糜烂、各路军阀的无耻、社会的漆黑和不公,逐步树立了改造社会的主意。他屡次以“雷”“鸣”为笔名宣布文章,涵义用雷电轰鸣震慑暮气沉沉的旧我国,在乌云密布的世界中撞出一个缺口。由于包惠僧的稿件勇于宣布社会内幕,因而惹怒一些人,终究开罪了一个大军阀,遇到费事。几个报馆怕惹事,先后取消了他的记者证件,他只得改换笔名持续投稿求生存。五四运动的浪潮平静下来后,武汉官僚政府和报馆互相勾通、互相庇护。宣布社会昏暗面的稿件越来越难以刊发,包惠僧的日子又堕入困顿,在武汉已难以安身,不得已回到黄冈乡村老家度日。

 

参与中共一大,

担任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书记

 

1920年2月初,再次回来武汉的包惠僧经过报人推荐,当上了江汉通讯社的修改。一个星期后,他发现通讯社待遇虽高,却不过是一个竞选议员组织的宣扬东西。他不想昧着良心胡言乱语,决计辞去职务。就在此刻,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到文华校园、武昌高等师范等校园宣布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崇奉》《新教育的精力》等讲演。正要辞去职务的包惠僧被报馆老板派去采访陈独秀。怀着敬重的心境,他采访了这位敬慕已久的学者。在两次采访中,包惠僧谦虚请教了五四运动、婚姻自由、汉学常识等论题。陈独秀发现这个青年人很有主意,便如循循善诱的教师,给他逐个解说。这两次说话深深地影响了包惠僧的人生方向,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即回报馆辞去职务。

这期间,时任湖北公民通讯社记者的陈潭秋与包惠僧同住在金家客栈,有时和包惠僧谈一谈对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观念,包惠僧对陈潭秋谈起苏俄十月革新亦是无话不说。陈潭秋处事慎重,从未泄漏过自己预备在武汉建党的活动,一方面因对共产党的宣扬为军阀所不容,另一方面与包惠僧易于爱情用事的性情有关—他读黛玉《葬花吟》会落泪;而遇到看不惯的事,又会跳起来,怒不行遏。为此,陈潭秋常笑称他为“坏人”,以为他过分烦躁激动。

1920年夏天,一位叫刘伯垂的中年人来到金家客栈找包惠僧,说有一封陈独秀的信要交给他。包惠僧细心看了来信,得知北平的一些师生正在预备共产党的组织,陈独秀期望他联络一些人,在武汉也创立共产党的组织。包惠僧看后大喜,他并不知道陈潭秋、董必武已开端做建党的前期作业。

跟着武汉建党脚步的加速,陈潭秋去北平参见陈独秀,知道了陈独秀与包惠僧有联络,互相经过信,包惠僧也在信中表明乐意参与武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二人商定后,陈潭秋回来武汉当即找到包惠僧,约请他参与武汉共产主义研讨小组,包惠僧十分高兴,一口答应下来。1920年秋,由刘伯垂招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人,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咱们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担任组织作业。1921年春夏之交,包惠僧得知陈独秀到了广州,便去汇报作业。在广州,包惠僧跟从陈独秀一同参与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了解了他们的开展经历和作业经历,并帮忙他做一些事务性作业。期间,还受邀担任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兴办的《群报》修改。

6月初,共产世界代表马林抵达上海,与上海的共产党前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等人商议,以为应赶快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我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写信联络,确认了举行榜首次我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时刻、地址。会议前,陈独秀正在争夺一个建筑校舍的金钱,时刻上有抵触,便指使包惠僧作为自己的私家代表,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陈公博一道前往上海参与“我国共产党的发起会”。

一段时刻以来,关于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历,有过几种说法。毛泽东、陈潭秋回想包惠僧是会议代表。张国焘也在回想中说包惠僧是代表,不过却说是代表武汉小组,这显着有误。李达在回想录中没有说到包惠僧是代表。包惠僧自己回想说:“有一天,陈独秀招集咱们在谭植棠家里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世界和赤色员工世界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举行我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了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榜首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由于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夺一笔款子建筑校舍,他一走筹款子的事儿就不好办了。第二能够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扬员养成所的所长,知道的作业多,报纸修改作业可由谭植棠署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能够回去(会前陈独秀和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作业,大约他现已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很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咱们又都是他的学生,咱们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他说了今后,赞同了他的定见。”[1]依据实际状况剖析,包惠僧确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一大举行时,还没有代表资历检查的程序,也没有条件建立代表资历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心党史研讨室所著《我国共产党前史》榜首卷第67页有“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的表述。

 

与毛泽东、周恩来成为老友,

在黄埔军校任职

 

在中共榜首届代表大会上,共有13名代表,代表了全国“……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2]。27岁的包惠僧和28岁的毛泽东作为各自小组的代表,很快互相结识。攀谈中,包惠僧发现毛泽东常识广博、思维敏锐、志向远大,很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两人遂成为老友。中共一大散会后,二人多有书信交游。

陈独秀没有参与共产党的建立大会,咱们多少感到遗憾。中共一大完毕后,共产世界代表马林派包惠僧前往广州,发起陈独秀返沪掌管中共中心局作业。包惠僧抵达广州后,将共产世界代表的定见和与会代表的定见完整地告知了陈独秀,活跃发起陈独秀去上海。9月9日,陈独秀在他的伴随下到上海,住在渔阳里2号。包惠僧随即依照中心局的主张,回来武汉,持续做建党的作业。1921年8月11日,我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我国劳作组合书记部。张国焘为总主任,毛泽东为湖南部主任。包惠僧则为我国劳作组合书记部的一个部分的担任人,后来由于人手严重,调包惠僧与中心局成员张国焘等人一同办《劳作周刊》,包惠僧除当修改外,还担任收件与发行作业。在那段时刻里,包惠僧与毛泽东也有书信交游。包惠僧待人热心、作业活跃,勇于直言,但不计后果,因而党内人士送他一个绰号,叫“包大炮”。

1922年头,包惠僧回来武汉,适逢毛泽东遭到湖南军阀政府通缉,避居武昌黄土坡,包惠僧约请毛泽东到他在中共武汉区委员会的办公室兼卧室住了20余天。期间,包惠僧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一同谈论我国革新的问题。关于包惠僧的率性和直言,毛泽东如同没有介意,能够说,两人建立了必定的私家爱情。

1922年5月,党组织依据作业需要,调包惠僧去北京做党的作业,由李大钊介绍,在北洋政府交通部兼职以维护身份。随后,包惠僧被选为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长。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停工惨案发作后,包惠僧以“煽动工潮罪”被通缉,不得已回到武汉,接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榜首次国共协作时期,经党组织赞同,他以中共党员身份参与国民党,在广州参与国民党作业,历任国民党中心党部党员练习班委员、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校园政治部主任等职。

1925年2月,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受命率教训团随校长蒋介石发起榜首次东征,校本部暂时成了真空,学生无人办理。校党代表廖仲恺十分着急,数次发电报给蒋介石,要周恩来回校掌管作业。蒋介石皆回电说,前方战事吃紧,周恩来不能回校。所以,廖仲恺破例录用包惠僧做了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样一来,黄埔军校在同一个时期,就有了两位政治部主任,前方是周恩来,后方是包惠僧。6月,军校参与东征的学生悉数回校复课,蒋介石也回来广州,听取过包惠僧汇报作业。不久,周恩来调至国民革新军榜首师任党代表。此期间,包惠僧与周恩来多有交游。包惠僧不光担任整个黄埔军校的政治作业,并且还兼任黄埔军校高档政治练习班主任,这也使他成为黄埔军校的名人。

1926年9月至10月间,包惠僧随北伐军抵达武汉,被国民革新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任为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包惠僧接任后,当即着手拟定新闻检查方法,举行记者招待会处理存在的问题,但作业还没有全面铺开,又被委任为武汉中心军事政治校园(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预备处主任。1927年1月,包惠僧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4月初,蒋介石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江浙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撑后,赶紧进行反共的隐秘策划。4月2日,蒋命令将由孙传芳方面屈服过来的国民革新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调至上海,充任残杀上海工人的刽子手。9日,蒋介石赶往南京,公布战争戒严法令十二条,禁止聚会、停工、游行等,约束工人活动。蒋介石赶紧谋划政变,而中共中心书记陈独秀仍陷于右倾麻痹思维,书生气十足。4月初,汪精卫从海外归来,陈独秀喜不自禁,4月5日,他居然与汪精卫宣布了《联合宣言》,为蒋介石“驳斥流言”,说蒋介石“决无有驱赶友党,糟蹋工会之事”,要求大众“不听信任何流言,两党应开诚协作”。4月9日,蒋介石由沪赴宁,躲到幕后去指挥残杀工人。12日清晨,上海工人纠察队被缴械,死伤近300人,上海总工会会所被侵占。13日,上海工人、学生纷繁聚会,游行示威,要求交还枪支,维护工会,又遭蒋介石戎行突击,宝山路尸横遍野。14日,反抗军警联合打开“清党运动”,四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新者,查封革新组织和前进集体,整个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据不彻底统计,“四一二”反革新政变后三天之内,国民党反抗派共杀戮汪寿华、陈延年(陈独秀之子)、赵世炎等共产党员和革新大众300多人,逮捕“共党分子”1000多人,逃亡失踪者5000多人。这时的蒋介石,现已变成严酷的刽子手。继上海大残杀后的4月15日,广州也发作了反革新事故,优异共产党员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此外,苏、浙、闽、赣、桂、川等省,也相继发作反共“清党”和残杀,许多共产党员和革新大众壮烈牺牲。在武汉的包惠僧得到这些音讯,彻底手足无措。

 

革新流血事件令他抛弃崇奉,

投靠国民党

 

蒋介石在上海发起了“四一二”反革新政变后,汪精卫终究与蒋介石合流。7月14日晚,汪精卫举行隐秘会议,确认“分共”方案。15日,汪精卫等在“宁可枉杀千人,不行使一人漏网”的反革新标语下,对武汉区域的共产党员和革新大众进行了大残杀,我国革新遭遭到严重损失。

包惠僧显着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鲜血和尸身,革新居然如此惨烈,真实出乎他的意料。在谈论局势时,他时而激动,时而懊丧,乱了规矩。

中共中心决议用武装起义的方法抢救面对灭顶之灾的党,起义地址选在南昌,周恩来被中心录用为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他指示包惠僧到南昌待命,包惠僧却是没有迷糊,生病当即前往南昌,预备接收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作业。8月1日,南昌打响了起义的榜首枪,国民党反抗派各个集团极为震动。蒋介石、汪精卫分别从南京、武汉和广州方面调遣反革新戎行,联合攻击南昌起义军。在敌我力气十分悬殊的状况下,前委决议:按方案退出南昌进军广东,重建广东革新依据地,择机再度北伐。8月3日到6日,起义军连续撤离南昌,期间,周恩来专门前往旅馆找到病况加剧的包惠僧,看到他躺在床上,的确病得不轻,问他:“……部队要撤出了,你怎么办?”包惠僧正在发烧,说:“……我真实走不动……”外面还在响着零散的枪声,周恩来不能久留,说:“你不能在这儿住了,要搬运。”包惠僧说:“我有个亲属在南昌,现已与他联络过了,去他家住。”周恩来说:“我给你留下一些钱,假如病好些了,就去追逐部队。如赶不上部队,就在南昌找组织。”说着,从挎包里掏出纸和笔,给他写了介绍信,然后仓促离别。

包惠僧在南昌一个表亲家住了一个多月后,扮装逃离到九江,搭船回到老家湖北黄冈。其时,国民党军警到处在搜捕、残杀共产党人和革新者。包惠僧在乡间也住不下去了,遂又逃到湖北武昌。武汉三镇风声也很紧,他只得带家人逃到妻子娘家江苏高邮暂行流亡。在高邮住了两个月,当地国民党县党部与土豪劣绅也开端缉拿共产党员和农会人员。包惠僧不得不携家眷脱离高邮,去上海逃避,哪知上海状况更紊乱。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包惠僧惧怕、苦闷、绝望,对我国革新的出路彻底失去了决心。从香港曲折来到上海的周恩来,派上海党组织的人找过他,让他参与作业,他逃避、唐塞,主动退出了我国共产党。为了日子,他又重操旧业,用笔名编撰文章,靠卖文为生。但卖文真实太苦,他又托人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当参议。

1931年9月,合理中共一大的战友毛泽东、陈潭秋、何叔衡在江西苏区进行第三次反“围歼”时,当参议的包惠僧则在国民党政府混事儿。他感到收入菲薄,又凭借黄埔军校的熟人找蒋介石进言,以图为自己谋个好职位。当过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知道他曾在高档政治练习班当过班主任,也知道他是共产党的“老资历”。为了分解共产党,破例录用他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包惠僧怅然就任,一些报纸还做了报导,宣扬“共产党元老包慧僧改邪归正”。包惠僧的行为,现已是显着的变节。

九一八事故后,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录用包惠僧为军委会秘书兼中心军校政治教官,军衔为中将,没有实权,只相当于幕僚的人物,但他从前是共产党的要人,现在尽管反叛,仍然不为国民党内部人士所认同,处处遭到防范和监督。包惠僧在这种环境里十分苦恼,1936年提出退出军界,转任文官,出任内政部参事,持续混饭吃。

抗战期间,包惠僧随国民党政府迁到陪都重庆,脱离共产党的陈独秀也曲折来到四川江津。1942年春天,包惠僧不管路途困难,前往探望贫病交加的陈独秀,还带去一些金钱接济他。两位共产党的前期创始人在破屋中谈起往事,感叹不已。

1944年,包惠僧任国民党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长。1948年末,三大战争相继打响,蒋介石政权处于摇摇欲坠之中,国统区一片紊乱,国民党高官纷繁逃往台湾和海外。包惠僧知道蒋介石心狠手辣,便带着家眷不辞而别,栖息于远离澳门市中心的清静小楼,静观时局改变。

 

共产党的节节成功使他迷路知返

 

包惠僧在澳门期间,不光日子困顿,还胆战心惊,生怕国民党间谍找上门来。1949年10月1日,包惠僧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心公民政府建立的音讯,悲喜交集,特别是中心政府里边的许多重要人物曾与他联络较好。台北不能去,北京又不敢去,带来的钱已所剩不多,总有一天要穷途末路流落街头,他思前想后,想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与他比较了解。尴尬的是,抗战时同处重庆,有一次在国民党内政部大门口相遇,周恩来向他打招呼,并表达欢迎归来。但是,包惠僧想到国民党间谍耳目甚多,没敢多说两句,就仓促脱离……他一夜曲折反侧,无法之际,决议打个电报给周恩来,既表明祝贺新我国建立,又可借此投石问路。他咬文嚼字,于1949年10月上旬给周恩来发了封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公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

兄等以廿馀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天,良堪佩慰,尚望以成功争夺平和,以平和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全国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

包惠僧叩

周恩来接到包惠僧的电报,知道他想回来,便拿电报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拿着电报深思半晌,表明:回来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后,周恩来很快给包惠僧来电,欢迎他回来,并对香港的共产党隐秘组织给予指示,让他们帮忙。

1949年11月,包惠僧举全家来到北京。他回来的音讯,当即在共产党高层传开。第二天,从前与包惠僧一同在上海开会的中共一大代表、时任中心公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请他吃饭。二人过往私交笃厚,当年与董必武初识之时,互相有书信往来,董必武称他作“包惠僧”,后来就改用“包惠僧”之名了。由此亦可见,包惠僧对董必武是多么敬重。包惠僧见到董必武,满面羞愧,真诚地问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身体状况,还问了其他一些熟人的近况。饭中,董必武免不了揶揄他几句:“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也告知包惠僧:“你回来是党中心作出的决议。”

12月25日,周恩来请包惠僧到家中作客,并进行了长谈,周恩来提出:“你曩昔不是一个一般的共产党员,要对党有个告知。”这实际上是让他对自己的变节行为向党组织告知清楚,有一个检查。包惠僧回去后,写了一篇长文,慎重检讨了自己在大革新中态度不坚决,脱离革新,投靠蒋介石的过错,以为自己“罪不行赦”。他的“告知”上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以为符合实际,赞同他从头回到革新部队中来。

1950年头,周恩来组织包惠僧进入华北革新大学政治研讨院学习,结业后,分配他到国务院内务部研讨室任研讨员。1952年8月20日,录用为内务部参事。1957年4月29日,包惠僧被录用为国务院参事,有关部分给包惠僧组织了舒适幽静的住处,在日子上给予优厚待遇。

1957年,《新查询》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我国共产党建立前后的见识》,署名为“栖梧白叟”。这是一篇前期的有关共产党建立的史料,文章以当事者的口吻,记叙了我国共产党的诞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留意。一些研讨我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们当即把此文看作是研讨我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新文献。毛泽东也看过这篇文章,没有提出异议。其时只要极少数人知道“栖梧白叟”便是包惠僧。

包惠僧晚年日子怡然自得,于1979年7月2日,走完了他的终身,享年85岁。1983年,由公民出版社修改出版他的回想录手稿,全书真实地记录了他革新、变节,后又迷路知返的人生进程。

 

 

注释:

[1]我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讨室、我国革新博物馆党史研讨室编《“一大”前后》,公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6页。

[2]中共中心党史研讨室编《我国共产党榜首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心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责任修改 樊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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