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不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叶永烈

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不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他家居住面积有六七十平方米,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现已步入不惑之年的陈晓农,为人和顺、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素,他们精心肠照顾着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齐而俭朴:一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硬板,铺着蓝白方格床布,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柜,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我留意到两个小小的细节:

寒天,抽水马桶的坐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显而易见,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岁、分外怕冷的原因。

陈伯达的枕头特别大,又特别软。明显,这是为了让白叟“安枕无忧”。

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关于陈伯达体贴入微的照顾。

屋里的“常客”是他那7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安慰。

他的视力不错,耳朵也还能够。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假使电视台播京剧或许古装故事片,他喜爱看。一般性现代剧目他不大看,可是他喜爱看依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爱好是看书读报。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留意国内外的局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他的街坊很好,假使陈家无人下楼取报,街坊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

他不断地要儿子给他买书。

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越万册。他曩昔住四合院,家顶用几个房间堆积藏书。

陈伯达的大部分薪酬和稿酬收入用于买书。陈伯达曩昔有稿酬收入,自1958年起,他自己提出不再收取稿酬,以援助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酬。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曾回想说:

父亲的稿酬,他自己只说过1958年今后他没有再收取过稿酬。但这些稿酬到哪里去了,他一次也没有说起过。他逝世后,我才听到他曾经的秘书说,他1958年今后的稿酬和他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的那份薪酬,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是秘书亲手经办的。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100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状况的了解,他们其时与陈伯达相同,也是每月领生活费100元。

陈伯达每月100元的生活费,其间三分之一用于购书。这30多元购书费关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

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200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余一些。吴法宪、李作鹏等,其时的生活费也增加到每月200元。

陈伯达阅览爱好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我顺手记下他书柜里的书:马克思著《资本论》精装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鲁迅杂文选》《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我国哲学发展史》《我国哲学史》《隋唐演义》《五代史演义》《戊戌喋血记》《柳宗元集》《彭德怀自述》《苏联经济史论文集》《逻辑学》《美学》《罗马史》《西方美术史话》《哲学史讲演录》,曹聚仁著《我与我的国际》,《谭嗣同文选注》《〈红楼梦〉诗词注释》《史记》《基度山恩仇记》……一本翻开在那里、看了一半的书是《圣经故事》。

陈晓农告知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爱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著作。

书如海。从书海中撷取的这些令他发生爱好的书,反映了陈伯达晚年的精力国际。

陈伯达,仍然秀才本性,读书看报是他最大的趣味地点。他的思维机器还在不停地工作,他在思索着。楼房喧嚣,简直没有什么杂音—仅仅偶然听见住在这幢楼里的一位著名女歌唱家练唱时飘来的香甜的歌声。

他不断把自己的思绪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颤,仍能握笔著文。尽管正在服刑期间的他无法宣布他的文稿,他却仍是在那里写作。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遭到中心有关部门的注重,排印出来,在必定的规模内分发。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姓名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规模。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16开,大字仿宋体排印,能够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适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

我细阅了他的这些未曾公之于世的文稿,开列若干文稿的标题和写作年月,以供读者了解他独处楼房时在思索些什么:

1982年1月,《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

1982年3月,《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比赛和两国的“精力危机”》;

1982年5月22日,《求知难》;

1982年6月22日,《知道的骤变和骤变—从〈坛经〉看我国梵学中的顿渐两派》;

1982年8月4日,《“黑格尔对立肯定……”》(读书笔记);

1982年9月18日,《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评“四人帮”杂记》;

1982年9月26日,为上文写了《附记》;

1982年12月22日,《事物一分为二(读书笔记三则)》;

1983年3月23日,《“电子学革新”的公开战隐秘战》;

1983年,《〈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

1983年9月,《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

1983年12月初,《同苦楚改变进行奋斗—电子学革新问题杂缀》;

1984年6月26日,《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

1985年3月,《基督教东来记—利玛窦〈我国札记〉和史式微〈江南布道史〉二书述略》;

1985年6月17日,《读书四记》,即《辩证法和理性》《略说“标准”》《关于唯毅力论、反理性主义、直觉主义、实用主义等等》《记黑格尔、恩格斯、列宁谈方式逻辑》;

1986年1月,《长思》;

1986年春,《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

1986年11月4日,《农业协作化的若干材料》;

……

他也写了一些前史事件的回想。

他一般先写草稿。从他的草稿上能够看出勾勾画画、删删改改,画满各种修正记号。改定之后,他再整整齐齐誊写一遍,保持着以往的写作习气。

他用蓝色圆珠笔,写在北京市场上供给的那种400字绿格稿纸上。文末签署的日期,一般指完结之日,并不意味着是这一天写的。有的文章几千字,也有不少文章上万字。他的笔迹清楚,简单辨认,简体汉字中掺杂着许多繁体汉字。

陈伯达的这些新作,过多地引述经典著作,好像缺少他曾于20世纪40年代所写著作的那股灵气,那种尖锐的笔锋。可是作为八十老翁,他思路仍是较为流通的,观念也颇有见地。以上宣布的他的手稿,都是在他从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退下之后写的。他的思维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斥责或许颓丧抑郁之中,他把目光从楼房投向远处。正因为这样,他连美国人新著《大趋势》《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读,加以谈论。

(本文选自四川人民出版社《陈伯达传》)

(责任编辑程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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