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上海“朋友圈”

郑连根

咱们都知道,蔡元培先生本来是晚清的翰林。他于1892年中进士,1894年成为翰林院编修时,只要27岁。如此光辉的科举阅历,关于他,最水到渠成的人生道路是成为清廷高官、重臣。但是,待1898年戊戌变法实践发作之后,他对清廷十分绝望,遂辞去许多人朝思暮想的翰林院编修之职,回来绍兴办新学。后又于1901年到上海,先在南洋公学任教,随即相继兴办了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学等。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完结了从清朝翰林到革新党人的严重人生转型。这种改变的完结,与蔡元培其时所在的年代、城市,以及他的朋友圈均有很大的联络,正所谓“有利地势、有利地势、人和”等归纳要素之成果。

先说有利地势。蔡元培在“戊戌六正人”罹难之际即已对清朝不抱任何期望。他以为“北京政府,无可期望”。待他到南洋公学任教及随后兴办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之时,北京又发作了义和团运动及随后的“八国联军侵犯北京”事情,清王朝的国际威望及在国人心中的威信都现已降到了前史最低点。“取满清而代之”的革新思维,在20世纪初已颇有商场。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新也逐步为人们所熟知。蔡元培正是在这一阶段改变成为革新党人的。

后说有利地势。上海于1843年正式开埠,随后于1845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租界。上海租界就成了许多革新家传达革新思维、安排革新活动和逃避追捕的绝佳场所。可见,蔡元培在上海完结从清朝翰林向革新党的转型,绝非偶尔。

再说人和。从绍兴来到上海之后,蔡元培结交的人已与此前大不一样。与绍兴比较,蔡元培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中无疑更简单寻找到志趣相投之人,而这些不满清朝控制的文人集合一处,彼此砥砺,也更简单擦出思维火花。为阐明此事,咱们无妨看看蔡元培这一时期的“朋友圈”,了解他结交的那些人。

先说吴稚晖。蔡元培是在1901年12月结识吴稚晖的。其时是老友张元济请客吃饭,蔡、吴在宴会上相识。两天后,蔡元培赴吴稚晖住处访问,两人就此成了好朋友。

吴稚晖于1865年生于江苏武进雪堰桥镇一小商人家庭,年少的他整天在自家开的小茶馆里嬉戏。茶馆款待文人墨客、三教九流,触摸久了,吴稚晖也就颇通人情世故。

吴稚晖是个奇才。18岁即自设学馆授徒,26岁参加乡试时,主考官很欣赏他的经学。他的诗写得一般,但能独出机杼,用篆字写就,深获主考官喜爱,遂中举。

吴稚晖最大的特色不是他的学识,而是他搞恶作剧的本事。他自小喜以恶作剧取乐,曾爬上邻居家的烟囱大小便。有两件事足以阐明吴稚晖的“背叛”。一件事是,江阴知县过孔庙不下轿,吴稚晖以为父母官“非圣无法”,有辱斯文,遂率同窗钮永建等人向轿内投石块和砖头,砸得知县鼻青眼肿,喝令衙役将吴稚晖捉回衙门。但是,依照大清律例,举人与知县同级,后者缉捕前者有违“王法”。知县自讨无趣,只好向吴稚晖抱歉,并用那顶轿子将吴送回,以此排难解纷。另一件事是,江苏学政杨颐走马上任后,请客亲友时公开吃花酒。吴稚晖以为一省最高教育长官如此粗鄙,不成体统,遂邀请田其田等人头插松枝胡萝卜,手持草纸,扮作一副诙谐相,在公开场合之下拦住杨颐狂呼:“生员叩见大人,请赏花酒三杯。”说完成心跌倒在地,四肢朝天,引路人注视,出杨颐的丑。

吴稚晖凡事敢出面,大有天马行空的滋味。他带头大闹中国驻日公使馆一事使其一夜成名。1901年,吴稚晖到日本留学,他们有9名同学想转到日本成武校园学军事。转学之事需求中国驻日公使担保才成。但是,其时的驻日公使蔡钧并不愿意为他们担保,就托故推托。1902年,吴稚晖一怒之下纠集了26名留学生,到中国驻日公使馆上访捣乱,并对蔡钧嬉笑怒骂、讥讽讥讽。蔡钧很气愤,结果很严重。他私自勾通日本警局,拘禁吴稚晖等人一夜。日本警察局还以“波折治安罪”为名逐吴稚晖出境,并限当日即脱离。日警将吴押往火车站。途中路过一孔桥,吴稚晖趁其不备,跃入河中,后被日警救起,硬行遣送。临上车时,数百名留日学生为其送别,其时在横滨的梁启超亦赶来告别。而任职南洋公学的蔡元培正好在日本查询教育,他怕吴稚晖仍想不开,会自杀,就决议提早回国,以陪同吴稚晖。两人世友谊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爱国学社创立后,蔡元培任司理,吴稚晖任学监。随后,爱国学社与《苏报》协作,蔡元培和吴稚晖也同为《苏报》的撰稿人。再往后,吴稚晖宣布了许多宣扬革新的“排满”文章,大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可谓痛快淋漓。后来,人们将他与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四人合称“民国四老”。

再说章太炎。章太炎于1869年出生在浙江杭州余杭县东乡仓前镇一个衰败的书香门第家庭。他受祖父及外祖父民族主义的影响,从小就种下了“反清排满”的思维种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建议维新变法之时,他参加维新运动,为《时务报》编撰文章,宣扬变法。维新变法失利后,他被清廷通缉,逃亡日本。

在革新党人之中,章太炎是学识最大的一个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文典、许寿裳、黄侃、马裕藻……这些大名鼎鼎的文明人均曾师从章太炎。他学识大,特性也强,天不怕地不怕,在《苏报》上撰文,公开骂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他进犯清廷有“火力”,在革新党内部也很“不合群”,先是与吴稚晖不睦,后来与孙中山“政见不合”。1915年,他曾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龙泉寺。软禁期间,袁世凯逼他写附和袁世凯称帝的“劝进书”,他则趁机撰文大骂袁世凯“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背叛,亦且清室之罪人”。袁世凯被气得七窍冒烟,而时人则敬佩章太炎之节气,称他为“民国之祢衡”。

章太炎逝世后,鲁迅先生写《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以留念教师,其间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存心不良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房,而革新之志,终不平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前贤的精力,后生的楷范。”鲁迅先生视野极高,章太炎先生能得到鲁迅先生这么高的点评,殊为不易。

张元济,也是这个时期蔡元培触摸较多的朋友。蔡元培和张元济同为清朝翰林院庶吉士。张元济曾参加维新变法而被除名,“永不叙用”。后李鸿章惜才,将其介绍给盛宣怀,盛宣怀聘其为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1902年,张元济参股商务印书馆,力荐蔡元培任编译所所长。其时,正赶上清廷公布新学制,各地急需新式教材。蔡元培等人遂在上海建议建立中国教育会,修改国文、前史、地舆等教科书,此举敞开了商务印书馆编印教科书之先例。

后来,张元济从南洋公学辞去职务,成了专职出书家。十分可贵的是,在蔡元培日子窘困之际,张元济“公私兼顾”,给予了蔡元培极大的“赞助”。1909年,蔡元培以翰林身份随驻德公使孙宝琦前往德国留学。其时,蔡元培拖家带口,公费赞助捉襟见肘。张元济遂与蔡元培签订合同,聘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海外编舌人,除每月付出查询费外,蔡元培在德国所编译教科书均由商务印书馆付酬出书。

吴稚晖、章太炎、张元济之外,蔡元培在这段时刻还与哈同夫人罗迦陵和乌目山僧黄宗仰有亲近的往来与协作。

哈同和他夫人罗迦陵的故事极富传奇颜色。哈同是犹太人,他于1851年出生于巴格达,年少靠拾破烂、拣煤块为生。1873年,哈同只身来到上海,身上只要6块银元。他在上海所做的第一份作业是在沙逊洋行当门卫兼清洁工。

罗迦陵于1864年出生在上海,她是一个中法混血儿,年少失恃,日子艰苦。为生计所迫,她曾给外侨做女佣,还当过卖花女。但她在窘境中自强不息,坚持学习,学会了英语和法语。哈同和罗迦陵结为配偶之后,他们捉住一个偶尔的机会,敏捷发财。

1884年,中法战争迸发。在老将冯子材的带领下,中国军队曾一度制胜。此刻,上海的洋人心生惊骇,许多洋人纷繁出售在上海的房产,上海的房价暴降。本来哈同也想逃离上海,但他的妻子罗迦陵却以为这是千载一时的好机会。她自动卖掉自己的首饰,劝说老公倾其一切,用以购买房产。哈同配偶的“炒房”之举大获成功。上海的房价随后继续攀高,哈同配偶的产业也一路直线上涨。很快,哈同就成了犹太“炒房团”中获利最多之人,有了“远东首富”之称。

罗迦陵是个释教徒。有了财富之后,她于1901年延聘金山寺乌目山僧黄宗仰为其策划兴修私家园林。园林历时8年建成,命名为“爱俪园”。哈同全名欧爱司·哈同,罗迦陵字俪蕤,爱俪园,各取两人名中之一字。不过,老百姓更习气将爱俪园称为“哈同花园”。

乌目山僧黄宗仰更是一个奇人。他俗姓黄,宗仰是他的法号,自号乌目山僧,别号楞枷小隐,是我国近代史上闻名的爱国和尚、诗人和教育家。他于1861年5月出生于常熟南城门外一户从事米业的商贾之家,其母赵氏笃信释教。黄宗仰受母亲影响,16岁时到清凉寺落发为僧。黄宗仰博学多才,不只深研佛家经典,还旁涉中外学说,并在琴棋书画、园林艺术等许多范畴均有造就。

黄宗仰虽落发为僧,但关怀时政,常常与常熟城里的一些读书人集会谈论,打击朝政。1899年,他更是与唐才常等人一同在上海建议安排救国会,宣布演说,倡言救国。

为启迪民智,黄宗仰以和尚身份倡议办教育。1902年,黄宗仰和蔡元培、蒋观云、章太炎、吴稚晖等人在上海安排了中国教育会,黄宗仰被推为会长,蔡元培为事务长。南洋公学发作学生退学事情之后,为收留退学青年,黄宗仰又设法募捐,与蔡元培等人一同创立了爱国学社。

黄宗仰凭着他与罗迦陵的佛缘联络,在哈同花园里款待过许多革新党人,如孙中山、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苏曼殊、黄兴、陈天华、邹容、章太炎等等。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在上海建立光复会,黄宗仰也是骨干成员。1905年,同盟会建立,黄宗仰仍是会员。黄宗仰曾游历日本,正赶上孙中山亦在日本,两人往来颇多,黄宗仰还供给经费给孙中山,以助其革新活动。后黄宗仰在1919年掌管复兴南京栖霞寺,孙中山带头捐款一万银元,以报黄宗仰当年义助革新之举。

黄宗仰以和尚身份参加革新,乃至成为革新党中的一员,可见当年革新气氛之盛。而身处浊世,又在一个有着浓郁革新颜色的城市,身边再集合这样一些思维新潮、有着革新倾向的朋友,有利地势有利地势人和凑在一处,蔡元培回身成为革新党人也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了。

此外,教育与革新之间本来就暗含着能够互相转化的逻辑。欲救民众于水火,则不能不兴办教育,启迪民智;而启迪民智、介绍新学自身就意味应战旧思维和旧次序。换句话说,在一个百孔千疮、民族危亡、政治腐败的年代,传达先进思维和文明,自身就等于播下革新的种子。承受新思维、新文明的青年,必然对旧体系和旧次序发生不满情绪,他们在恰当的机遇转化成革新队伍中之一员,实乃不足为怪。蔡元培也好,黄宗仰也罢,他们开始都是投身教育的人,但随着教育实践的深化,一些本来为教育而创立的安排和集体,很快就演化成了革新集体。与此相应,蔡元培等人也就从教育家回身,成为革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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